郑向阳
　　实事求是，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，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，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，更是思考问题、探讨学问的最高准则。出生在新社会、生长在红旗下的自己，儿时深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，年长得益于党的栽培，对实事求是刻骨铭心，奉为圭臬。尤其是曾有在河间故地任职的一段经历，惊喜地发现实事求是的“策源地”竟是脚踩的这片热土，就更加有了无比亲切的自豪感和弘扬光大的使命感。
　　“实事求是”原本是具有浓厚中国特色本土化治学精神的表达方式，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《汉书·河间献王传》。书中评价献王刘德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。从民德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。”（《汉书》卷53，中华书局出版，第2410页）。这里的“修学”是指“修礼乐”“学举六艺”，“好古”是指“所得书皆古先秦旧书”。班固认为，刘德在学经典、修礼乐时，修好先秦诸子的古书，对旧书“求真是”“留其正本”，盛赞刘德在考证古书时求其真本、讲究实证的严谨治学态度。
　　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，被封为河间王，其治所设在今天河北省献县境内。那时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朝代，认为儒学是教化人民最好的精神法宝，刘德自发担当起了收集整理儒学古籍的重任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诸子著作损毁湮缺。刘德倾力搜集民间古籍遗留，每遇到真本，或以高价购求，或以金帛赐赠。他整理古籍的态度极为严谨，对所得书籍，去伪存真，校实取正，纳精取华，究明源委，勘误补缺，校理成册。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周官》《礼记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《老子》等一大批经典古籍，就是经他收集整理后献给朝廷而得以流传至今的。刘德死后，鉴于其多次向朝廷献书的功劳，汉武帝赐谥号为“献”，后人称其为“献王”，其整理古籍严谨认真的态度也被概括为“实事求是”，流传至今。
　　《汉书》之后，“实事求是”一词在宋儒书中多有出现，但在朝野中并没有流传开来，民国时期却在一家工科学校出现。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，其中心部位的一座讲堂屋檐下，高悬着一块“实事求是”匾额，四个大字苍劲有力、古朴大方，此匾为民国初年湖南公立工业专科学校（湖南大学前身）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，校长宾步程（公元1879-1943年）手书。1916—1919年间，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的半学斋，在这里每日面对“实事求是”匾额，与同伴们研讨革命真理。很自然，岳麓书院的“实事求是”校训，也深深印在毛泽东的心灵中。正是在这块牌匾前，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14年4月9日参观岳麓书院，全程80分钟行程，在讲堂前驻足花了20分钟，“实事求是”牌匾引起胡锦涛的极大兴趣，表明实事求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，还有这样的历史渊源！
　　毛泽东亲书“实事求是”，成为党校的校训。延安时期，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。1943年11月，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、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。将要竣工时，人们左看右看，觉得建筑物虽然宏伟，可总显得少点什么。于是，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。一说题词，大家自然想到范文澜先生，但范老试写了几条，都觉得不很满意，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。毛泽东欣然接受请求，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，秉笔沉思片刻，饱蘸浓墨，迅速挥毫，瞬间“实事求是”　　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。
　　题词拿回来后，便立即找来能工巧匠，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，将麻纸铺在方石上，照笔画开凿。石刻凿好了，可惜题词手迹被弄坏了，未能保留下来。“实事求是”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，犹如画龙点睛，使这座建筑物蓬荜生辉。从此，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的座右铭。
　　毛泽东在1941年5月所作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报告中，第一次对“实事求是”作了科学解释：“‘实事’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，‘是’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‘求’就是我们去研究。”这一论述，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，党的七大将“实事求是”正式写入党章。
　　这样，经过改造后的“实事求是”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，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行动指南，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：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，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‘实事求是’四个大字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。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，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，归根结底，就是靠这个。”
　　2012年5月16日，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》讲话中指出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基础工作在于搞清楚“实事”，关键在于“求是”，基础在于坚持群众路线。并进一步强调，实事求是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，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，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、工作方法、领导方法。